| 充实而有光辉的大美术家
张仃，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70余年艺术生涯，跨越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展示设计、舞台美术、动画电影、装饰绘画、壁画、中国画、书法、艺术批评、美术教育等诸多门类，以其丰沛的艺术激情与超常的艺术能量纵横捭阖于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院与民间的张力语境之中，成为解读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一个经典文本。通过张仃这座20世纪中国美术的“立交桥”，可以通往珂弗罗皮斯、格罗斯、毕加索、马蒂斯、鲁奥、梵高，也可以通往程邃、石溪、王蒙、范宽；可以通往吴昌硕、黄宾虹、张光宇、林风眠、李可染，也可以通往民间剪纸、皮影、年画和宗教壁画。没有一个画家能够像张仃这样打开自我而包罗万象。他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总是跨越式地超越自我，在永不满足中与时俱进。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张仃就是这样一个充实而有光辉的大美术家。
■漫画界的“一座金矿”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杂文与漫画时代。政府外示弱于日本，内逞暴于人民。流亡关内的东北少年张仃愤然以漫画为投枪匕首，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他的漫画造型准确、简练、风力、刚强、富于鼓动性和吸引力。从1933年到1938年间，张仃活跃于北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榆林，带着他的漫画出入于前线和街头，成为当时中国漫画界最年青勇猛的一员战将和人权斗士，并因此罹祸入狱。叶浅予回忆说：“张仃这个名字在30年代初露头角时，漫画刊物的编者们好像发掘到一座金矿，舍得用较大篇幅发表他的作品。”
■黄土高原上的摩登
1938年张仃到延安，从此成为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他暂时中断了漫画的创作，因边区工作需要，逐渐成为延安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从化妆舞会的面具服装，到《抓壮丁》的舞台美术，从作家俱乐部的室内设计，到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展览，张仃用最乡土的材料加上最时髦的设计，美化了延安军民的生活与环境，得到毛泽东、朱德、美军观察组与中外记者团的高度评价。张仃一手打造的黄土高原上的摩登，是那个艰难岁月里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艾青当时就感慨：“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设计，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建国瓷设计，1951年至1956年举办于莱比锡、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的历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建国10周年美术设计，等等，这一系列“国”字号的大型重要设计展示活动，确立了张仃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的崇高地位。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系主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院长的职务，使张仃成为新中国实用美术事业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和领导者。时代风貌、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是张仃实用美术创作与教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创立的中国设计学派的美学理念。
■山水画革新的先驱
新中国还要不要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这在建国初期是一个十分严肃甚至严峻的问题。面对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无谓争吵，作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领导小组负责人，张仃提出了国画写生的主张。1954年春天，在一片质疑与反对声中，张仃同李可染还有后来加入的罗铭一起南下采风。江南数月，对景写生，备尝艰辛。三人回京后在北海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展览。这次筚路蓝缕的写生实践，用实绩平息了争论，为山水画进入新中国赢得了一张门票，也因此开启了中国山水画走向自然、反映生活的一代新风。吴冠中誉之为“中国画革新的里程碑”。
■毕加索加城隍庙
张仃少年时代即喜爱民间艺术，尤其是宗教绘画。早在对毕加索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绘画的喜爱大概与此有某种内在联系。他是中国第一个会见毕加索并与之互赠礼品的中国画家。1961年的云南采风，亚热带风光与多民族风情，激活了张仃心底蕴藏已久的灵感，喷薄而出，便有了一次艺术的“井喷”，产生了数百幅惊世骇俗的水墨重彩装饰绘画，成为那个保守与沉闷年代的空谷传响，华君武戏称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大胆的变形，绚丽的色彩，强烈的视觉冲击，亲切的民间情怀，怪异的造型语言，都是对主流美术的离经叛道，使这批作品必然遭受一炬成灰的厄运，并给作者带来政治上、艺术上和生活上的重重灾难。劫灰中的几幅幸存之作，犹如一列殉道的贞女和壮士，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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