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的出现，应当是在毛笔和墨的发明之际，这说起来就很久远了。但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语言体系运用在艺术创作中，应该是在宋以后了，尤其是明清文人画的集大成，将这种语言体系推到极致，至今不衰，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在读过了刘秉贤的花鸟画作品之后，感到他在两个方面所做努力，颇值得称道：一是对“笔墨”的认识和运用，一是对“随意性”的气氛。由于他所做的这些努力带有普遍性，所以也很值得进一步讨论。

    关于笔墨问题。

   “笔墨”可能是时下讨论中国画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可见其重要性多么被人看重。写意中国画的难点正在于“笔墨”的运用，要运用得好，首先是对笔墨要有独到理解，一如古人所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者。画家不注入自我性情，就无艺术创作可言。

     在水墨表现中，“笔”在画面上的外形态主要是显现在“线”的变化上，线的长短、粗细、轻重、缓急、走向、面积等等，“物化”了笔所起的作用。线用以造型，塑造艺术形象。刘秉贤作画，立笔挥扫，势若起风，卧笔徐行，犹如落云，以线构成着画面的结构和韵律。笪重光在《书筏》中说：“墨之量度为分，白之虚静为布”，这里所说的一个要点是处理黑白合于规律的关系。以线为灵魂，“知白守黑”，作品才能呼吸吐纳，清爽灵透。这些在刘秉贤的《睛》、《晨》、《高秋图》等有较好的体现。

    古人说“墨分五色（焦、浓重、淡、清）”、“墨色要活”等，说的都是“用墨”方法。而用墨的实质是“用水”。没有水，墨不可能分出五色，更不会活。我看刘秉贤在用水上也有较好的功夫。在“渗”、“破”、“湿”、“接”等方面既有韵味又可使画面丰富起来。他的画着色不多，但处理得当，如《满地秋霜》、《乐融融》等。实际上用色是笔墨的延伸，色是墨的“伴侣”，故古人又说“墨不碍墨，色不碍色。”清唐岱说：“以色助墨光，以墨助色彩，要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这样画面才透亮，富有生气。

   “笔墨”之中，笔与墨在使用过程中是密不可分的，“以笔取形，以墨取色”，墨随笔上，“笔不上处，安得有墨”？笔墨是有机的结合体。“笔墨”又常常是和“传统”联系在一起，因为笔墨的出现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虽说尚有艺术创造的生命力，但古人创造余地已经有限了。因此，写意画家的创造难度可想而知。

    关于作品的随意性。

    随意，首先说感情的表达需要，由于经营会影响直抒胸臆，在表现上就要找到更能适应情感的语言和方法，随意性应运而生。我们也会从刘秉贤作品中处理情感意义与随意性关系中得到有益启发。

    谈到随意性，也应回顾一下在新中国画创作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一个有意思的曲折。五十年代，“写意”技法运用于中国画的主题创作中，诞生了一批好作品，在当时，可以说写意成就了这批画家，但也耽误了这批画家、毛病就是出在对写意中所需要的那种“随意性”的理解和运用，没有得到应有的探索。以用西方素描手段代替中国画水墨技巧，这种“中西合璧”的方法就被赋予了强烈的“革命”色彩，便利艺术家们只能按着主题、题材的方向单一思考问题，越写实越受宠。在层层政治审查当中，就把绘画中的感情要素、形式因素“审”得体无完肤。

    事情的发展也不会总是尽如人意，当我们得到了写意的随意性之后，又有成于斯、滥于斯的状况出现，有些人将它发挥的超出艺术取向的要求之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思考随意性的分寸和对它的某些限制。我看刘秉贤是在以下一些方面所做的努力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

    一、形象变形的准确性。当今写意画中的形象，一般都是采用一事实上的变形手法，再写实的形象，也都体现着一定的变形意味，这也是中国画传统意义中所不可缺少的部分。随意性的采用，也要在形象表达允许范围之内才有意义。刘秉贤创作《回眸》、《生百媚图》中白狐的身段，使用了大块的水渍，这块水渍，必须是以白狐的扭曲的身体形态为再现对应关系的否则胡乱画出的形体，都是失败的随意。

    二、笔墨技巧的规定性。笔墨运用是在相应的表现要求中发挥作用才是有价值的，如刘秉贤的《泽畔戏鱼》中远景的水墨滋出的水渍，至少要达到树丛的外资形象一致，水渍墨痕，要达到相对的长度和虚实程度才行，水大墨稀或水少墨重，都可能失败。同时，技艺创造的美感，如他所创作大《南山仙妹》重的水墨渍团的清淡而雅和特有的肌理效果，让人感到有一种无限的情趣，从而达到赏心悦目的审美作用。

    三、看似随性实则着意的严肃性。这可能是很难达到的要求了。有的画家会以为，在创作中达到了“超然”自我，意念飘忽，恣肆自在，挥洒狂放，才是最高境界。其实，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在艺术创作中真正的“无意误解”是不存在的，自由和狂放也是有限度的，如果缺少了创作的“着意”，“随意”起来平原走骊，必将易放难收，不可收拾。我们时常在一些“笔会”上见到不少“艺术家”在众人的喝彩中，哗哗挥笔，墨点横飞，“随意”出种种“大作”，实在是对中国画大写意的玷污。这样看来，刘秉贤在创作中，对画面整体的把握，将“随意”安排在“意向”的挥洒之中，很值得欣赏。所以我们见到他的《鸟语》、《深壑鼠迹》、《迹》等作品可以说在这方面的实践是很有意义的。

    刘秉贤的创作领域很宽，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有涉猎。他的作品曾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以及一引起全国性的山水画、花鸟画。刘秉贤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从他所在的教育系统工作的性质看，他的创作依然是“业余”状态，与那些专业画家相比，无优势可言。但是人的艺术潜能是难以捉摸又无处不在的，人的艺术能量的发挥也不在于他所处的某个位置和社会地位，而主要是看画家是否具有合于时代的创造意识，是否具有创造的力量，和创作的欲望。我看刘秉贤正是具备了这些，所以他可以把握创作，把握自己，因而就可以把握艺术。 （杨悦浦 中国美协《美术家通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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