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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
来源:刘策 作者:刘策 发布时间:2007-04-03
      听到许多人这样议论,说中国园林的特色是赋有“诗情画意”,或说是寓有深刻的“意境”。
      实际上,每一类形式的建筑艺术,甚至再广义地说,每一种形象艺术,都赋有“诗情画意”,寓有深刻的“意境”。因此,说中国古典园林的特色是“诗情画意”或“意境”,只是指出了中国园林作为一种形象艺术所表露的共性,而没有指出它们的实质。
      世界历史上较主要的园林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古典园林,一类是西欧的古典主义园林。它们的形式不同,风格迥异,然而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诗情画意”,各自寓有自己的“意境”。
      西欧的古典主义园林,是以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造园艺术思潮为基础,于十七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形成的。这种园林在形式上有强烈的中轴线,对称的布局,规则的建筑图案,修剪整齐的树草花圃,人造的水池喷泉,笔直的道路,宽阔的广场和娇柔的石雕像……以比拟神圣的君主集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些艺术形式的出现,除了有长期的、民族的、传统的历史渊源外,也是当时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在造园艺术上的反映。这种古典主义的园林,曾得到当时社会的推崇,其中更多的是诗人、画家们的赞许和歌颂,也就赋有了在当时社会上风行的“诗情画意”和特有的“意境”。
      因此,“诗情画意”“意境”,应该是每一种形象艺术所共有的内容,只有揭示“诗情画意”和“意境”所特有的内容,才能真正地揭示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园林的特点。
      那么,中国古典园林的特点是什么呢?一般说,我国的古典园林是一种“创作自然,借景寓情”的艺术。它们决不是机械地模仿自然,被动地顺应自然,而是记录了自然的美好的“形”,表现出自然的气势的“神”,寄寓着园主的“情”,浑然一体,宛如天开。
      对于大自然的爱好,是人类和一切生物的共同之点。所不同的,在于人类能够改造自然,创作自然,欣赏并享受自然的美。这也是我国古代造园艺术所经历的漫长不息的道路。
      “创作自然,借景寓情”也概括了创作这种园林形式时所遵循的章法。笔者曾经将它归纳为“五要”和“五避”。即:
      在地域有限的空间里,要能再现自然山水之美,寓意曲折含蓄,引人探求和回味;避免全盘托出,一览无余。
      人工斧凿的山石水池,要做到“宛自天开”“巧夺天工”;避免牵强附会,矫揉造作。
      各类建筑物的设置,要同周围景色环境有机地结合;避免夸奇斗胜,或画蛇添足。
      画面的安排,要有构图层次,突出重点;避免独花无叶,或喧宾夺主。
      景色的组织,要有统一的连续性;避免杂乱无章,断径绝路。
      这个“五要”“五避”,即是创作园林必须遵循的章法,也是我们平时欣赏、评价园林时参照的依据。
      这个“五要”“五避”,贯彻在创作园林的各个具体环节。这些环节主要是座基选地,总体布局、院落组合、单体建筑、山水、花木、道路和造景的一些技巧等等。
      座基选地,通俗一点讲,就是造园的建造位置选在什么地方,划分多大的范围。一般的说,只有:“相地合宜”,才能“构园得体”。因此,我国古典园林的造园家们都希望将园址选在天然的山水形胜之处,或者至少在有山连脉,有水通源的地方,这样比较容易取得融汇于“天然”的效果。当然,有时候客观条件并不那么理想,有些园址不得不座基在地域环境和造园条件较差,甚至是被认为很不适宜造园的地方。这时候就需要通过造园家的努力,摈弃丑陋之弊,借取精美之景,并根据具体的座基情况,因势利导,“得景随形”地进行其创作。
      总体布局,是造园家进行园林创作的首要一环。要摸清园主需要在园中表现的主题思想,园林的功能以及所处的环境后,才能“立意”,才能做到“胸中自有丘壑”。具体的步骤是,先根据功能内容,划分区域,分割出各种不同活动内容的区域空间,组织各种环境气氛的观赏路线,把园林组织得有条不紊;然后通过各种园林要素的精心配置,突出某一个主题景色,统一全园的气氛,使各个区域空间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在较大的园林中,还布置了许多“园中之园”,如苏州网师园中的“殿春簃”一院,北京北海中的:“静心斋”一院,颐和园中的“谐趣园”等等。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里,则几乎到处都布置了各类“园中之园”了。大量地布置“园中之园”,不仅是我国古代造园家经常采用的一种总体布局的手法,而且也值得在我们今天的造园活动中作为借鉴。在大范围园林的总体布局中进行划分区域空间的有效途径,可以增加园林内部环境气氛的曲折变化,同时还可使园林内部取得“小中见大”“大中见小”的对比效果,在各园之间相互呼应,相互因借,创造出更美的景色画面和更多的游览情趣来。
      院落组合,是每个园林创作中必然遇到的一个空间组织阶段。因为院落是划分区域后的最小的空间单位,不管这座园林以什么为主体,或是怎样进行围合,院落是始终存在的。一般园林院落的主体是由单体建筑充任的,也就是《园治》中立下的“凡园圃之基,定厅堂为主”的“规矩”了。我国古典园林中的院落布置形式有规则式和自由式两种。规则式的院落组合中,又以半封闭的三合院和封闭的四合院为其最基本的形式,并以它们为基础,衍生出各种复杂的其他组合形式来。由于它们包含着庄重严肃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呆板的气氛,所以这类组合形式,在园林中,尤其是气候条件比较优越的南方园林中,采用得比较少,而较多地采用后一类——自由式的院落组合。所谓“自由式”,当然不是随意地乱摆,而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进行布置。它仍然需要突出重点,确定主要建筑的位置,然后对其他景物随宜布置,高低错落、曲折参差、主次分明地组织各个画面,创造“天然”的气氛,保持着各种景物之间的有机联系。
      在定了造园的大局——座基选地、总体布局和院落组合之后,接着就需要对各种园林要素进行更加细腻的处理了。
      所谓“园林要素”,就是指我们在造园时必须采用的各种景物实体,包括单体建筑、山水、花木和道路等。有人还建议包括动物,笔者认为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动物也是增加园林气氛和游赏情趣的一种实体。游在池水中,飞在花草上,跑在树林中,以至围栏在建筑里,都可以引进在景色画面之中,甚至还可以作为某一地域的主要景色。如“花港观鱼”“鱼跃鸢飞”“石矶观鱼”……不都是以动物为主要观赏景面吗?何况苑囿的起源也是从狩猎开始的,它还是二千多年来苑囿的传统习惯呢!直到现在的公园里仍然附设有动物园,只是如今大多数园林不再有意识地引进动物罢了。
      单体建筑,是指园林中各种各样的单体建筑物和构筑物。我国古代的建筑师,已经根据不同的功能用途和内容要求,创造了许多建筑类型,如宫、殿、楼、阁、厅、堂、斋、轩、馆、亭、台、舫、榭、廊、桥、壁、墙、洞、门、牌坊、塔和其他一些建筑小品,并通过房屋的立面(形式和体量)和平面(形式和组合)的变化,再辅以富有民族风格的工艺装饰和色彩,使得各种建筑类型更是千变万化,完全适应于各种环境气氛的需要。协调在古典园林之中。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不仅要注意单体建筑的形象,更要着重于这些建筑如何同园林中的功能要求及园林气氛相适应,而不能单纯地从这些建筑的构造、立面、平面类型去模仿,更不能随意地、生硬地把它们抄袭在现代的园林建筑活动中。
      山水,原是由不同的地形地貌而形成的自然景物,在我国“创作自然”的古典园林里是至关重要的。山是骨骼,水是血液。山,按其质料构成分类,不外乎有石山、土山和土石相间的山;按其大小和位置,则又可分为园山、院山和单峰三类。园林中的山,是经过细心挑选的,要求它们姿态入画,气势雄伟,轮廓曲折,构成美丽的天际线。尤其对石山、石峰要求更严,除了选取石种外,还得用“挑、飘、透、跨、连、悬、垂、斗、卡、剑……”等一系列叠石技法,叠成造型奇特和构图优美,各面成景的假山,供人们欣赏。水,在园林中有动、静之分,如河流、涧溪、飞瀑、涌泉、滴水、细注……都是动的例子,但园林水景却以给人平静的印象为主。水要根据水源和园内地势的具体情况,顺乎自然地进行安排。水体要活,分聚处理要得当,小则聚,大则分,岸曲水洄,似分似连。这样可增加借景机会和画面层次,密切水面同其他园林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映衬,使整个园林脉络相通,气氛协调。
      山和水的处理是否“天然”,是整个园林成败的关键。在当前人们对《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发出的一片赞扬声中,笔者想乘这里议论山水的机会,对曹雪芹描绘大观园的“立意”谈一些粗浅看法。在作者笔下,是把大观园和当时的社会风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大观园描绘成一个藻饰豪华、欲尽人间之大观的园林。然而,恰恰在这里,作者有意在造园章法方面埋下了同“天然”相违的要害,以此来隐喻当时趋向没落的而且已经“病入膏盲”的“太平盛世”。然后,又通过贾宝玉的嘴,来指责大观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即显示了贾宝玉的才华,突出了书中人物的性格,又给这个家族的没落事先留下了伏笔,真可谓是“一箭多雕”了。大观园中存在着的造园根本章法的弊病,绝不是大观园描绘者的偶然失着,却正说明曹雪芹在造园学方面的造诣是很深的。
      花木,经过人工的莳栽、培植和组织,使它们成为园林造景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要素。应当指出,我国古典园林中的花木,虽然也是经过人工莳栽、培植和组织的,但与西欧古典主义园林不一样,绝大多数仍然保持了它们自然生长的姿态。花木在园林中的意义,可以用“润肤嫩肉”或“盛装”来进行比喻,它本身不仅可以独立构成景色画面,而且还能以它来围合空间,组织道路,对比尺度,配衬主景,丰富层次,和谐色调。同时由于花木的存在,引进了许多走兽、飞禽,鸟语花香,生气勃勃,使景色画面更为活泼生动,给人以色、香、味俱全的美好享受。花木还同古代人们的比拟联系在一起,如松的永恒、苍劲,竹的潇洒、挺拔,海棠的娇嫩,杨柳的多姿,芭蕉的长青,腊梅的傲雪,芍药的尊贵,牡丹的富华,莲荷的如意,兰草的典雅……联想丰富,感染力极强。我国古代的园艺家,为了使花木满足四时观赏的要求,对花木的移栽、修剪、繁殖、保护及其适应的气候、土壤条件,在长期实践中创造了无数的宝贵经验。这在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生态平衡和保护环境的时候,赋予了花木以更重要的意义。
      道路,和山水花木等同样列为园林要素。并不完全是因为它覆盖了一部分园林面积。而是因为它在园林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道路理解为只是园林里的通道,而应看作是画面上组织景色观赏点的连线。它不仅把园林中数量多分布广的各个景物连贯起来,而且还把人们引导到恰当的位置和适宜的角度,得以欣赏这些景物的最佳画面。道路还向人们展开了一个有头有尾的连续画面,把各种园林景色组织到统一协调的气氛中去引导观者从头至尾有条不紊地进行观赏。同时,由于道路本身的各种处理和别致的安排,会使游人感到妙趣横生。如前行时或疑已无路,豁然开朗;或穿山过穴,别有洞天;或临池岸,轻拂杨柳;或登峻峰,畅胸舒怀……抓住人们的心情,抑扬顿挫,随之起伏。使处于静态的秀丽景色,给人一个动态的欣赏意境。一般的说,园林中的道路设计,都是“因景设路”,但亦有“因路设景”的情况。有曲廊幽径,也有通街大道,有石板道、砖墁道,也有“花街铺石”,各有特点和意趣,使得道路各处景随步移,把园林联系成为完整的优美的有机统一体。
      我国园林之所以引人入胜,除了总体布局和园林要素的设置等等以外,主要还有“安排主景”和“巧于借景”两个方面的因素。
      如何安排主景,实际上是一个在众多的园林要素中组织各个景面,集中体现自然美的过程。园林,作为一种空间的、组合的形象艺术,也同其他形式的艺术一样,必须是主题明确,情节丰富,构图完整,气氛统一;并要使“人作”的景物变得“宛自天开”,给人以自然美的艺术享受。因此,主景的安排在造园中是第一位的。主景在总体布局、院落组合中,通过组织轴线、安排景物位置等办法,往往占有突出的位置,也就是游赏视线集中、地位显要的地方,成为一个空间的重点,并在周围景物的对比中被烘托出来。现举颐和园里的佛香阁一组主景为例,加以说明。佛香阁一组建筑,位于颐和园万寿山南坡,昆明湖前湖一区,占据了万寿山南坡的中段。它本身是一座三四十米高的重檐带回廊的楼阁,矗立在山坡之上,周围的建筑无论从造型、大小,高低等各方面,都无法同其相比。端庄的排云殿在它的脚下垫着,神圣的智慧海在它的后面围着,使它显得巍巍雄伟。在佛香阁的上下,中轴线十分明确,多组院落分列两边,簇拥着这组建筑,甚至连东西长达七百多米的湖边长廊(连同它的廊亭和突出湖岸的对鸥舫、鱼藻轩。)也对称于这条中轴线。在昆明湖前湖各处的堤岸桥岛上,都可以望见佛香阁这组建筑,而且始终成为人们观赏的中心。这就是安排好主景而取得的艺术效果。当然,主景同配景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在同一空间范围中,在许多位置和角度都可以欣赏主景,而当人们站在主景处时,一切配景则又成为欣赏的主要景物了。主景还常常在欣赏一般景色的画面中,成为借景、背景。主景和次要景物的相互因借,融汇贯通,就能组织出生动活泼的自然景象。
      如何巧于借景,是我国古代国林造景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它可以根据造景的需要,有选择地将本空间以外的景色组织进来,突然区域空间范围甚至整个园林的界墙的限制,扩大了园林的空间,使景色画面构图生动,层次丰富,园里园外,相互呼应,浑然一体。《园冶》中说:“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睛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通过取舍,有所选择地达到所借之景既“精”又“巧”的要求。借景的分类,按《园冶》所述较为全面,即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等。在借景过程中,要选择一定的观赏点,组织人们的视线,使人们在观赏这些景物时有良好的位置、角度和环境,这就需要采取对景的手法。对景的情况很多:有时当你漫步林荫道上,林木两边相衬,托出一组景物;有时当你在廊中停留,廊外又是一派风光;有时让你透过门洞、窗口、花墙,或隐或现地望见一幅幅构图优美的景色画面;等等。借景可以在专设的各处观赏点,将四周的景色组织得更为集中,这种造景的匠心、技巧和艺术鉴赏力是极为高深的,使人们在游赏园林的时候,随时有许多构图精美、层次丰富的景色呈现在眼前,给人以置身于仙境胜地的感受。这正是我国古典园林的精巧、高明的特色之一。
      谈了“创作自然”各个环节上的“五要”和“五避”之后,还要谈一下“借景寓情”。
      “借景寓情”同“创作自然”一样,都是我国古典园林的特点之一,是与我国古代人民对美的认识和发展过程紧密相联系的。
      借景寓情,简单的解释,就是要借那些经过创作的自然之景,寓进园主的设计思想,即《园冶》中的“三分匠七分主人”。这里的主人,计成也有解释,为“能主之人也”,就是所谓的“造园家”吧。实际上,这些“能主之人”,在那些社会里,还是必须按照园主的功能需要和思想要求而“主”的。由于社会发展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古代拥有园林的社会阶层是有限的,基本上集中在帝王、官宦、地主、商贾、士大夫等豪门富户手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们的思想烙印。但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于大自然的美的欣赏是一致的,而且不断地改造和创作自然,从中提高美的认识,提炼美的因素,寓于园林之中。在悠久的历史长流中,无一不融汇着他们的智慧和心血。这也是我国古典园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讲,“寓情”首先寓的是对大自然的美的欣赏的感情,然后才是园主所抒发的政治、社会思想方面的感情。
      “借景寓情”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利用“景的题名”。人们常闻“诗言志”一说,而“景的题名”将比诗更为集中,更为隐喻。我们从许多名园中的一些建筑和景区的题名,以至整个园子的款名上,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了。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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