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我国江南园林较为发达的时期，不仅园林数量众多，而且还出现了许多园林名著和造园家。近些年来有关园林研究的成果甚多，涌现出《扬州园林》、《说园》、《园冶注释》、《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长物志注释》、《苏州古典园林》、《江南园林志》、《中国园林美学》、《园林与中国文化》等许多学术专著。这些著作虽对中国古典园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关于明末清初的江南园林，却尚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本文拟就当时江南园林的发展及其美学思想等谈些浅见，［①］以求正于方家。
　　　　一
　　江南因气候温和，山川秀丽，林木苍郁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很早就成为我国园林的发祥地之一。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江南私家园林是东晋吴郡的顾辟疆园，稍后有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谢灵运别业、王羲之的兰亭，建康（今江苏南京）的茹法亮园，广陵（今江苏扬州）徐湛之的陂绛等，江南园林因而初具规模。这些园林的诞生是当时士大夫崇尚清高、景慕自然以及玄学思想风行的结果。南宋偏安江左，士大夫苟且偷安，醉生梦死，园林因之得以发展。在宋人周密所著的《吴兴园林志》中，仅记吴兴园林就有三十多处；而临安（今浙江杭州）作为当时的国都更以园林称胜。但好景不长，元代对江南实行严酷统治，十儒九乞，江南园林因之败落。明初的礼法则进一步压制了园林的发展，当时政府规定：“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弄池塘，以资游眺”。［②］江南园林几至凋敝不存。明中叶这一禁令渐渐废驰，江南园林始恢复了发展。
　　明末清初则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当时各官僚富豪、文人士夫，或葺旧园，或筑新构，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皆呈现出一派兴建园林之风。　
　　商贾云集的运河名城扬州，有明末郑氏四园及清初的王诜马园、卞园、冶春园、圆园、南园等著名园林。“林园多在北门西，一带高城压水低，望里常如看画卷，春来亦或有诗题”，［③］而其中以徽商郑元勋的影园为最著，小桥流水、亭台榭阁时时吸引着文人墨客吟咏其中，流连忘返。［④］
　　在明代的南都南京，仅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所载，明末寓居于此的士大夫营建的第宅园林就达三十六处之多。到了清初，园林继续发展，李渔芥子园、周氏春水园、仇氏仓园、李氏继园、汤氏琴隐园均成于此时。
　　江南的另一名城苏州，城内河道纵横，交通便利，是当时手工业、商业发展的中心。同时该地山青水秀，人物翩翩，文化发达，物产丰富，成为许多富商、文士怡养天年的理想之地，园林因而大盛。著名的有遂初园、慕家花园、归田园、西迹山逸园、朱家园等。
　　运河的起点杭州，西湖山水，甲秀东南。当时园林主要以花园、书院、草庵、山房、别墅等形式建于西湖及其周围的青山之麓。著名者如延祥园、乔园、刘园、吴园等几十处园林均集中于今孤山路、南山路、北山路、吴山路一带。　
　　此外，仪征、太仓、如皋、常熟、常州、松江、湖州、嘉兴及杭州附近的一些地区也都大量营建园林。如仪征之汪士衡寤园，太仓之东园、王氏ｙǎｎ＠①山园、如皋之水绘园、常熟之瞿氏东皋草堂、钱氏拂水园、常州之吴玄东第园、松江之东园、西园、也是园等。又如杭州附近海宁之借园、隅园，富阳之澹园，临安之宜园、涉园，潜县之小桃李园，新城之陈氏园，昌化之东园、西园等。园林之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明末清初江南园林之所以出现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除江南具有营造园林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元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细考之，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明末清初是个政治上风云迭起的多事之秋。明末诸帝，荒淫暴戾，统治黑暗，激起了农民大起义，明王朝摇摇欲坠，致使人们有朝不保夕的惶恐之感。尔后，满州贵族趁虚而入，乃至推翻明朝，建立清朝。在这“天崩地解”的变荡中，许多官僚士夫饱尝明亡之苦。不少有志之士愤恨新朝的统治，不愿在其下担任一官半职，却又沉缅于复国无望的悲恸之中；亦有一些江南文士，不得已而入仕清廷，却怀着难言的苦楚。于是，逃离现实，隐逸林泉便成了他们的宿愿。如计成在感叹自己身世时曾说：“历尽风尘，业游已倦，少有林下风趣，逃名丘壑，久资林园，似与世故觉远，惟闻时事纷纷，隐心皆然，愧无买山力，甘为桃源溪口人也。”［⑤］这段出自肺腑之言，就道出了当时人们的隐逸之思。然而作为已在尘俗中渡过半生的人们，若脱离社会，把自己完全隔绝于山川林壑之中，却又不为现实所允许，而兴建园林正好缓和了这一矛盾。于是那些“幽斋磊石，原非得已，不能致身岩下与木石居”的人们，“故以一卷代山，一勺代水”来满足自己的“所谓无聊之极思”。［⑥］这些园林不仅让人们暂时抛开了对现实的不满，而且园主在这块私人的土地中，可以尽情吟诗饮酒，把弄古玩，从而完善自己独立的社会思想和人格价值，以实现儒家“入则独善其身”的圣训。

（二）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地区日益发展，使得许多江南人士被卷入商业潮流之中。时人林希元曾说：“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⑦］万历《歙县志》亦称“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当时江南各城市的商业中心功能大为增强。杭州“本地皆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⑧］南京是“天下南北商贾争赴”之地；［⑨］苏州之民“鲜务农耕，多商于远”；［（１０）］而扬州则是当时的盐业中心。商业的兴盛造就了一批腰缠万贯的富商，他们把所积累的财富除用以购田置地之外，不再用于再生产，而用于购置豪侈之物。“万历以后迄于天崇”出现“民多世富，其奢侈仍日甚一日”的现象，［（１１）］而建筑园林即为其中奢侈的一大内容。园林本为寄情闲游之地，又可以觞客，园主可借此自命风雅，炫耀财富，结交科举出身的达官贵人，从而在“重文轻商”的社会中提高自己的身份，培养声望。［（１２）］于是当时地主巨商竞相建园。明人何乔远在其《名山藏·货殖记》中曾记此盛况云：“（隆万以前）人家房舍，富者不过工字八间，或窖圈四周，十室而已；今重堂窈寝，回廊层台，园亭池塘，金辉碧相不可名状矣。”
　　（三）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江南地区虽然已经出现，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仍无法让人突破传统乡土观念的束缚。虽然此时许多人因从商而长期地远游他乡，土地已不再成为他们赖以谋生的资源。但“叶落归根”的祖训仍萦萦于怀，晚年他们仍要宿归故土。因此许多商人在积蓄一笔钱财之后，即回故乡营建园林，用以安度晚年。这种情况在入仕于外的官吏中亦同样存在，“明代的官吏，罢官以后，不是居住在大都会内，而是要归田的，例如在南北做官的大官僚，到了晚年，就得告老还乡，悠游其园，尽情享受。”［（１３）］从明末侍郎王心一所筑归田园的命名，即可见一斑。（四）康熙帝曾四次巡游江浙一带，并在各地营建了行宫。上行下效，这些行宫的兴建，亦带动了私家园林的发展。同时各大小官僚、富商均以帝王亲临其园为一大幸事，更以他们的园林能得到御题御诗为无上的荣耀。因而一掷千金，互相攀比，大兴土木营建园林的风气，也就日甚一日，有增无减了。　
　　明末清初的江南园林，不仅在显贵、名流、富家大贾中发展，而且风气所及，已至平民布衣之列。如“嘉定有张丈山者，以贸迁为业，产不逾中人，而雅好园圃。邻家小园，欲借以宴客，主人不许，张恚甚，乃重买城南隙地筑为园，费至万金，署名‘平无馆’”。［（１４）］江南园林不再是达官巨贾、文人学士的专利品，它已波及到社会的更低阶层之中，而趋向于大众化、世俗化。
　　随着明末清初江南园林的发展，人们对于造园主素质和涵养的要求日益提高。明末之前，许多文人士夫雅好园林，并对之铺陈描述，吟唱不已，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但对于造园，他们并不积极参予，认为此只不过是一项耗费体力的工巧技艺而已。到了明末清初，人们已不再持这一观点，认为“变城市为山林，招飞来峰使居平地，自是神仙妙术，假手于人以亦奇者也，不得以小技目之”，［（１５）］认为造园是一项独特的艺术加工过程，非一般的工匠所能为的。
　　因此，明清之际，江南造园师多为文人画家：如计成、张南垣、石涛等。［（１６）］陈继儒、李渔等文士亦积极地参予园林的设计。［（１７）］他们深通画理，善于把文人画追求意境的情趣作为园林的追求目标。如张南垣“少写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叠石为假山，悉仿营邱、北苑、大痴画法为之”，［（１８）］“肆后精舍半间，列盆池小景，木石点缀，笔笔皆云林大痴”。［（１９）］
　　在此风气之下，江南园林多倾向于清新自然、质朴高雅的格调。张岱笔下的“＠②ｊｉè园”即是当时的一个典型：“水盘据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顿之若无水者；寿花堂，界以堤，以小眉山，以天问台，以竹径，则曲而长，则水之；内宅，隔以霞爽轩，以酣漱，以长廊，以小曲桥，以东篱，则深而邃，则水之；临池，截以鲈香亭、梅花禅，则静而远，则水之；缘城，护以贞六居，以无漏庵，以菜园，以邻居小户，则＠③ｂì而安，则水之用尽”，［（２０）］富有淡然天真的幽雅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