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人物画问题，一直是中国画研究院重视和研究的重点课题。在此之前，中国画研究院曾经在1987 年、1991年和1993年前后三次召开全国中国画人物画问题研讨会。这些会议对中国画人物画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人们在回顾中发觉以往三次会议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生活对人物画的重要性，都强调了人物画应该着重表现现实生活、社会和人。人物画脱离现实社会和生活，淡化情节性和主题性的倾向，大约从 80年代初开始。其时，文化大革命以前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简单公式和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统帅艺术的极左思潮，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艺术家从长期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开始追求一种自由创作的境界。最初这种追求是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是仍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和主题性的方式，用作品所表达的强烈的思想性，直接对以往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提出正面的批判。而同时，也就间接达到了对以往艺术问题的质疑和批判的目的。如与伤痕文学异曲同工的伤痕绘画即是如此。另一种对以往艺术问题的批判则从艺术的本质出发。例如对艺术功能以及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讨论。这种讨论直接引发的便是画家在创作中对形式美的热烈追求和对艺术创作中的主题性、思想性、社会性等问题的逆反心理。以上分析的两种批判形式，经过十多年来的艺术实践，相比之下，似乎后一种更接近艺术的本质问题，更带有艺术改革的根本意义。所以一时间轰轰烈烈的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提出尖锐批判的所谓伤痕艺术，早已偃旗息鼓，成为历史，而淡化艺术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强调艺术形式美的至高地位和永恒意义的艺术思想倾向，却还方兴未艾，继续吸引着艺术家们的研究兴趣。80年代中期曾经兴起的所谓新文人画派，也可以说是这种思潮的一个小高峰。这种画派更直接地在艺术创作的主题和内容上，远离现实社会和人，追求文人士大夫气和野逸风格，直言艺术不过是“玩玩”而已。这种主张实在是已经将艺术与社会、艺术与人分离得相当远了。

然而艺术不可能有如新文人画家们所希望的那么纯粹，艺术是社会的艺术，是人的艺术，而且从来如此。人物画艺术尤其如此。古往今来，无论中外，人物画的名篇佳作，无不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社会性和时代性，无不反映着画家对于人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人物画之所以在中国画中独立成科，也正因为它具有与山水画和花鸟画所不同的属性，这种特殊的属性就是它与人和社会、时代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过分淡化甚或取消这种属性，那么人物画将失去其本质特征，也就无所谓什么人物画了。但是我们今天强调人物画的人和社会、时代的属性，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人物画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旧路上去。事实上，人物画如何体现它的人和社会、时代属性问题，已经在近些年人物画创作实践中，有了多样式的新解释。画家们都在各自理解的基础上探索着新的途径。在当前美术界宽松的气氛中，在艺术思想多元化的前提下，相信人物画创作经历了反复探索的路程之后，定会有一个大的进展和新的面貌。中国画人物画相对于花鸟画、山水画有其特殊的属性，中国画人物画相对于油画或其他画种的人物画，又有其特殊的属性。这一层意义的关键，在于“中国画”三个字上。

人们还记得，早在1987年的一次人物画研讨会上，中国画人物画存在不存在超负荷的问题，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这反映出当时面对美术界种种新潮的兴起、格局的变动，人物画画家一方面对过去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压力心有余悸，另一方面又渴望在创作题材和形式上都能得到进一步解放的心情。同时，也说明人物画画家正在力图客观地审视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的创作现状，认识其中的困难和不足，进一步研究中国画人物画的特殊属性，争取在中国画人物画的表现力和反映时代的深度上有所突破。首先，中国画人物画是有写实性传统的。在中国美术史上，人物画发展的高峰如唐宋时期，曾经非常强调人物的写实性。中国画传统理论中的“以形写神”，也是强调通过准确的造型，去描绘人物的神态。历史上人物画的经典之作，如《韩熙载夜宴图》等，都在写实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显而易见，中国人物画传统造型观的写实性，与西方绘画传统造型观的写实性，体现着东西方绘画在审美观念上的巨大差异，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以西方传统的写实造型观否定中国传统的写实造型观，与用中国传统的写实造型观否定西方传统的写实造型观一样，是绝对错误的。

在19世纪末期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画的写实造型观，是在一种封闭和自律的轨道上发展的。但是19世纪以后，20世纪初期，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中国画家留学东洋和西洋，整个中国绘画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变化最带实质性的方面，也许可以说就是在写实性的造型观上。中国人看到了一种无论在形象还是色彩上都写实到如此真实程度的美术。虽然传统派的泥古者极力排斥这种“阴阳脸”、“虽工亦匠”的美术异类，但无奈大势所趋，后来连九五至尊的皇上和太后老佛爷也把洋画家请进宫去为自己造像了。中国人在写实性造型观上，渐渐地接受了一些西方人的观点，开始修正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法则。最终，一批留学西洋的中国画家，把纯粹西方式的造型法——素描移植到中国来。或者可以说，中国的现代美术，由此算是发端了。经过几代人的实验，今天几乎所有培养中国画家的美术院校，都在用西方的素描法(或改革后的西方素描法)教授学生掌握造型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西方素描法的引进，画家不掌握西方素描法(或改革后的西方素描法)的基础，几乎谈不上现代人物画创作。以素描的基本法则为造型基础，充分发挥中国画传统的线条、笔墨等审美特色，这似乎可以说是中国画现代人物画形式美的主要内涵。在现代中国画人物画的发展历史中，徐悲鸿、蒋兆和、周思聪等正是在这样一个内涵中，沿着这样一条线索，在不同的层面上，做出了他们突出的历史贡献。他们的代表作《愚公移山》、《流民图》、《矿工图》等，都成了中国画近现代历史上的经典之作，并且对同时代人和后代人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