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神 杨家埠 民国

 

    年画起源于民间岁时在门上张贴门神画像以避凶逐疫的习俗，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汉代。唐代雕版印刷兴起，为年画的流行提供了技术条件。晚明以来，由于民俗对于年画艺术的青睐，它的发展遇到了最佳机遇。而民间年画的内容中，戏曲占有很大的比重。最初年画对于戏曲的表现主要是在题材上，即选择戏曲的故事情节作为表现和构图的对象，例如早期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百花赠剑》、《游园惊梦》、《凤凰楼》等皆是。随着人们对于戏曲热情的高涨，年画也逐渐发展了戏曲的舞台画，即把戏曲演出的舞台场面搬上年画构图，集中表现一个舞台场景，甚至还有的干脆连戏台也一起画了出来。清后期武戏兴盛之后，短打靠扎戏及其舞台架势更多地出现在年画中。戏曲年画的描绘方法常常是由民间画师亲赴剧场，找到一出戏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或最优美的表演身段，通常是抓取“亮像”的一刹那，当场描下底稿，然后带回作坊，再凭记忆反复修改而成。有时画的是某名伶，还把他的姓名刻上，例如天津杨柳青年画《闯宫》，就刻有梆子演员达子红、皮黄演员高福安、薛凤池的名字，这是当时梆子皮黄“两下锅”情景的写照。戏曲年画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刊刻，其中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发展得最为成熟，艺术价值也最高。另外山东潍县杨家埠，四川绵竹，福建泉州，安徽临泉，河南开封，山西晋南，河北武强、芦台等地，也都是戏曲年画的集中刊刻地区。

    明万历年间，苏州的雕版印刷十分兴盛，影响到民间年画的发展。大约在明末清初，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盛行开来，作品流传各地，并传入日本，对于日本的浮世绘版画产生影响。康熙时英人肯普弗（E．Kaempfer）曾经在日本搜集到不少桃花坞年画，现藏大英博物馆。乾隆时期是桃花坞年画发展的颠峰，当时的年画铺可以考见的就有张星聚、张文聚、魏鸿泰、陆福顺、陆嘉顺、墨香斋、张友璿、季永吉、泰源、张湜临等数十家。嘉庆以后，由于现代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桃花坞年画的市场受到冲击，不得不由城市转向农村，一方面向农民的审美趣味靠拢，一方面也尽力降低成本，逐渐变得绘雕粗糙，构图平庸，印刷简陋，因而走向了衰落。乾隆年间桃花坞年画主要以风景画为主，戏剧故事画的比重较小，表现的内容大约主要是昆腔剧目。以后戏剧画日益增多，今天见到大量的清代后期作品，内容则转为以徽戏为主，这是徽戏盛行到京剧产生时期的情形了。桃花坞后期戏曲年画一个典型的特点是详细描画出剧场的状况，有的画中除了登场人物外，还绘出舞台建筑以及舞台上的全部装置，例如画面两旁各有台柱，柱上悬匾，台上有栏杆、吊灯、上下场门，甚至连舞台上悬挂的广告版及其上面的演出文字都一一记录在案。后期桃花坞年画多用大红大绿的施色，造成强烈的色彩对比，明快简朴，充满了农民的情趣。

    天津杨柳青戏曲木版年画产生于明代，清代最早生产年画的作坊有戴廉增、齐健隆两家，最盛的时候，有7000户人家从事此项经营，包括南乡31个村庄，民国初期杨柳青周围还有以印制年画为业者6000多人。杨柳青地近京畿，和桃花坞不同，它的销售对象是京、津地区的皇亲贵戚、官家巨富，因此对画品风格的追求注意典雅温润，侧重人物描写，注重绘制技术。其制作工艺首先由民间画师起稿，刻版后用墨线水印或套印，然后组织周围农村绘工进行添彩敷色加工，其颜色中加调白粉，因此给人以素雅、恬淡、调和、文静的感觉，绝不生硬刺目。杨柳青戏曲年画现存较早的产生于乾隆年间，如《盗仙草》、《辛安驿》等，为昆曲、京腔剧种的演出剧目。嘉庆到光绪年间的存画众多，大多反映的是梆子和皮黄戏的内容。杨柳青戏曲年画通常不用背景或只有简略背景，而主要绘出剧中人物的当场情态。初期作品人物较少，形象较大，装束与舞台不同。后期作品则常常场景宏大、人物众多，登场人物的服饰脸谱装扮、所持道具砌末、舞台调度以及工架身段等等，都直接仿自实际演出。与桃花坞戏曲年画面对看戏较少的农村购买者，随时需用文字对画面进行解说不同，在极其熟悉戏剧情节的京、津民众面前，杨柳青年画常常省略人物标名，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杨柳青戏曲年画式样众多，按照不同的需要来裁截纸张，划分类别，有“贡尖”（整张纸）、“三才”（一张纸三裁）、“对楼”（用两张纸分绘，然后拼接张贴而成一幅）、“四条幅”、“八扇屏”、“中堂”、“横披”以及“炕围”等。画面可以为“单出戏”，也可以是由几个场景组成一出大戏。还有一些重要的戏曲年画生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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