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魏时期

    汉魏这个时候.虽已有行、楷、草诸体之萌芽，但“行书”的概念尚未出现〔更不可能有行书书论)。“草书”所指也很模糊。因为在“草书”、“行书”、“行楷”、“行草”等概念都出现之后，各自的疆域才比较明晰。然而此时一些书论中，已经流露出创造完整意义“行书”的指引理念。

    汉代崔瑗(78一143年)《草书势》保存于晋代卫恒《四体书势》中。这篇迄今所见的最早书法专论也是一篇草书专论。汉代另外还有赵壹《非草书》，也是专门针对草书的。《草书势》谓“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旨，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纤微要妙，临事从宜”。指出了草书的产生正是为适应时代的实际需要对“佐隶”等的“从宜”与“简略”。这个出发点与行书之“务从简易”也是合拍的。然而，草书在逐步成熟之后，有了被部分人作为纯粹艺术手段以“矜忮”的倾向，背离了草书简易省时之初衷。草书的手段是“删难省烦，损复为单”，目的是“易为易知”。但是必须把握好删损的分寸，否则就既不“易为”更难“易知”了。鉴于此，赵壹《非草书》发难曰：“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由于赵壹立足于功利实用立场上否定草书，后人往往因此把《非草书》看作对书法“艺术”的反动。而事实上.可能正是从与赵壹相同的立场出发，后来人才有动力提炼出“行书”这种新字体.以弥补草书在实用上的一些缺憾。王力先生将字体的演变划分为四个时代，“汉代为第三期，用隶书。但草书和行书亦已存在”。“东汉至现代为第四期，用楷书。行书、草书只是楷书的速写式。它们是辅助楷书,不是替代楷书”。

二、两晋时期

    西晋也没有留下述及行书的书论。

    成公绥(231一273年)《隶书体》谓：“虫篆既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乎隶。”中庸的原则贯串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书法理论也不能例外。《隶书体》较早地将这条原则明确提出，而且专门针对字体的应用，对于行书的大行天下也具有深远意义。刘熙载《艺概》云：“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行为显然是一种动、静之间的字体，除了动与静折中外，行书还有许多的特色都比其他字体更加直接地符合中庸原则。

    卫恒(?一291年)《四体书势》详列《字势》《古文》、《隶势)、蔡邕《篆势》、崔瑗《草势》，却没有专辟《行书》，但还是于隶体段落中附带提及说：“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这说明行书在当时地位虽逊于隶书，但成就已足为士林寓目。

    索靖(239一303年)《草书势》有这样几句话描述草书：“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析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乱。”实际上相对于草书以前的各种字体来说，草书真的有些分崩离析的况味。那么这里的“守道”、“大象未乱”除了强词夺理之外，显然流露出对草书的某种失望和一些不甘心，这些需要靠行书的某些特征来弥补。

    东晋留下了一段专门描述行书的书论--王珉(351一388年)的《行书状》。它保存于唐张怀瓘《书断》中。此前专论篆、隶、草的书论皆已有出现，独不见专及行书者。王珉此作与东晋行书之繁盛有极大关系,其意义重大。《行书状》云： “邈乎嵩、岱之峻极，灿若列宿之丽天。伟字挺特，奇书秀出；扬波骋艺，余妍宏逸；虎踞凤 ，龙伸蠖屈。资胡氏之壮杰，兼钟公之精密；总二妙之所长，尽众美乎文质。详览字体，究寻笔迹，粲乎伟乎，如 如璧。宛若盘螭之仰势，翼若翔鸾之舒翮。或乃放乎飞笔，雨下风驰，绮靡婉丽，纵横流离。”

    现在所能读到的这一段显然已不完备，但依然能够看到它对行书已作了相当的铺陈。与此前西晋的那些字体专论一样，该段运用了各种形象直观的描绘来刻画行书的特征。但是就剩下的这一段而言，它也并未能够超越以前的字体专论，也只是用山岳、列宿、风雨、龙、虎、凤、蠖、螭、鸾、 、璧等具有气势、动感的字眼表达出行书给予欣赏者的主观感受，对于行书与其它字体的关系及其本身在用笔、结体、章法方面的特色并来涉及。只是擅名者方面稍及钟、胡二家，基本上还是没有超出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所附述的内容，不过还是对钟、胡“各有其巧”进行了区分。指出胡昭“状杰”，钟繇“精密”。

    东晋是行书大发展的巅峰。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是对书家的评骘文字，它对从前的书法发展做了粗略概括，还将一些字体的创造与演变情况附丽于书家名下。文中四十余位书家中，指为善行书者有：晋齐王攸、羊忱、羊固、王导、王洽、王珉、王玄之、王徽之、王淳之、王允之、王修、王绥、庾亮、庾翼、谢安。还有这样一些关于行书的段落值得注意：

    颖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者，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觊子，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

    王洽，晋中书令、领军将军。众书通善，犹能隶、行。从兄羲之云：“弟书遂不减吾。”

    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藁.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由此可以总结这样数点：〔1〕对于钟、胡二家的差异，更加直截了当地用“肥”、“瘦”这样通俗的字眼来表达；〔2〕讲清楚了行书的一般使用场合：“相闻者也”，这算是行书与其它字体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吧。此外文中使用的是“行狎书”这样一个别称。还有“藁”；〔3〕凸现了王洽、王献之在发展行书上的地位；〔4〕以“骨势”、“媚趣”两个比较明确的范畴来比较二王书法〔行书是其主要方面)的差异。

    虞龢《论书表》分析了书风“质”与“妍”的迁变，云：

    “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

    但虞龢并未厚此薄彼，而是肯定不同风格“会美俱深”，“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由于这样冷静的头脑，虞龢指出：二王与钟繇、张芝之间有妍与质的区别；而王献之“穷其妍妙”，与王羲之之间也有妍与质的差异。虞龢得出这样的 结论，必定综合考虑了问题的各个方面，他必然注意到了二王在行书方面的突出成就，注意到了二王行书独具的妍美风格迥然不同于此前的其它字体；同时他还考虑到了王献之在羲之基础上别构一体带来的影响。

    梁武帝箫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有数语约略涉及行书、楷书的比较：

    “范怀约真书有力，而草、行无功，固知简牍非易。”

    所谓“简牍”当即指传统所说“相闻者也”，语义偏重于说明行书难于真书。

三、唐代

    唐代虞世南《笔髓论》兼论用笔法及行草各体书写规则。在《释真》一节，区别行书执笔位置与其它字体的不同：

    “笔长不过六寸，捉管不过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实掌虚。”

    并且强调了行书书写过程中,“行、草稍助指端钩距转腕之状”，即更加注重灵活运指、运腕对于行书(及草书)的重要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笔髓论》中专有《释行》一节，与《释真》、《释草》成三鼎立。这样的理论格局是与行书在实际应用中所取得的地位相一致的。文日：

    “行书之雄，略同于真。至于顿挫盘礴，若猛兽之搏噬；进退钩距，若秋鹰之迅击。故覆腕抢毫，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坏转纡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加以掉笔联毫，若石墨玉瑕，自然之理。如长空游丝，容曳而来往；又如虫网络壁，劲而复虚。右军云：‘游丝断而能续，皆契以天真，同于轮扁。’又云：‘每作一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

    “悬管掉之”、“令其锋开”八字最为紧要，言简而意赅，正不得以字少而忽之也。后来人对行书用笔方法的阐述基本上还是这八字的深发。董其昌说：“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堰。”不正是“悬管掉之”么。

    张怀瓘《书议)声言：“其古文、篆籀，时罕行用者，皆阙而不议。议者真正、藁草之间。”因而，行书在张怀瓘书论中地位已非魏晋时期可比。

    张怀瓘能真正冷静地将各个字体独立区别开来观察。《书议》云：

    “(逸少)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举世莫之能晓，悉以为真、草一概。”

    在《书估》中又说：“如大王草书真字，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

    张怀瓘并且在行书内部进行细致比较区别，将“行书”析为“真行”、“行草”。云：

    “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珠，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采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子敬没后，羊、薄嗣之。宋、齐之间，此体弥尚，谢灵运尤为秀杰。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君长告令，公务殷繁，可以应机，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帷叙事，彼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妙用玄通，邻于神化。”

    《书断)首先于上篇分别介绍了古文、大篆、瘤文、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十体源流，关于行书，云：

    “案行书者，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敌谓之行书。王 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钟元常善行狎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观其腾烟炀火，则回禄丧精，覆海倾河，则元冥失驭，天假其魄，非学之巧。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椐礼乐，则献不继羲。虽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为遒拔。夫古今人民，状貌各异，此皆自然妙有，万物莫比，唯书之不同，可庶几也。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而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王珉《行书状》云： “邈乎嵩、岱之峻极，灿若列宿之丽天。伟字挺特，奇书秀出；扬波骋艺，余妍宏逸；虎踞凤 ，龙伸蠖屈。资胡氏之壮杰，兼钟公之精密；总二妙之所长，尽众美乎文质。详览字体，究寻笔迹，粲乎伟乎，如 如璧。宛若盘螭之仰势，翼若翔鸾之舒翮。或乃放乎飞笔，雨下风驰，绮靡婉丽，纵横流离。”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赞曰：非草非真，发挥柔翰，星剑光芒，云虹照烂，鸾鹤婵娟，风行雨散，刘子滥觞，钟胡弥漫。”

    《书断》中篇首先将历代著名书家按所擅字体归依，列表析为神、妙、能三品，每品九体；神品无古文，妙品、能品无籀文。神品九体25人次，含行书4人：王羲之、钟繇、王献之、张芝，在排列次序上显然有所考虑。妙品九体98人次，含行书16人。能品九体107人次，含行书18人。三品230人。籀文惟神品列史籀一人，实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隶书、章草、行书、飞白、草书九体229人次，行书占38人、继隶书51人、草书50人后居第三。姓名两见于隶、草者有：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张芝、钟会、卫瓘、荀舆、谢安、羊欣、王洽、王珉、薄绍之、箫子云、宋文帝、谢灵运、王僧虔、孔琳之、陆柬之、虞世南、智永、欧阳询、卫恒、张昶、郗愔、阮研、庾肩吾、王愔、庾翼、李式、杨肇、孙过庭.计31人。其中并见于行书榜者21人。而荀舆、谢灵运、卫恒、张昶、郗愔、庾肩吾、王愔、庾翼、李式、杨肇等10人虽隶、草兼长，行书却不能备位三品之中。而刘德升、胡昭、褚遂良、司马攸、王修、王导、陶弘景、汉王元昌、王承烈、箫思话、齐高帝、裴行简、王知敬、高正臣、薛稷、智果、卢藏用等17人虽不在隶、草兼擅者之列，却颇能行书。

    在行书学习的问题上，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揉合楷、草即为行书，如刘熙载《艺概》所言：“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知真、草者之于行，如绘事欲作碧绿，只须会合青黄，无庸别设碧绿料也。”

    上面的比较是否能够反驳这种看法呢?将书家列表析品后,《书断》又为每个书家各立一传，神品、妙品者在中篇，《书断》下篇是能品诸家的小传。各传所评颇能传神，多为书法学编著称引，本书各章多所散见。隋唐书论对于结构、笔画以及执笔有了比较务实的细致探讨，著名的如：隋僧智果《心成颂》主要分析单字结构的处理。有“回展右肩”、“潜虚半腹”等等名目；篇末附带一笔述炼行：“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连属而不背违也。”传唐欧阳询《八诀》析八种笔画、《三十六法》述“排叠”、“避就”等三十六种结字方法。李世民《笔法诀》小涉执笔，大段论点画。后来李华有“截”、“拽”(二字诀).韩方明《授笔要说》述把笔方法五种，林蕴《拨镫序》叙“推、拖、拽”四字法。这些篇章是与唐人尚“法”及楷书兴盛的大势相合拍的，它们所论大都更偏重楷书，客观上却不可避免地也对行书起到指导、借鉴作用。

    而大势所趋，明确针对行书的内容也随之产生。张怀瓘的一些著述颇为抢眼，其《论用笔十法》谈笔势与字势的重要，应该是面向诸种字体的统论，而在十法之中有两法则是明确地针对行书而言：“射空玲珑，谓烟感识字，行草用笔.不依前后。”“随字变转，谓如《兰亭》， 字一笔，作垂露；其上‘年’字则变悬针；又其间一十八个‘之’字，各有别体。”在张怀瓘《玉堂禁经》中，有更明确的对行书特定笔势的分析，如：“烈火异势”……此名联飞势，似连绵相顾不绝。……乃右军变于钟法而参诸行法。“散水异法”……此行书。法以徽按而响揭，意以轻利为美。钟、张、二王行书，并用此法。“三画布势”……此名递相竦峙，盖行书用之。“宝盖头异势”……此行书法。法以圆而飞动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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