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文化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具有多向度、多层次的文化品格，这是中国书法固有的、与生俱来的，这种品格与性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具有显性和隐性的密切联系，在联系中显示出其多方面的文化功能与文化价值。当人们把书法定义为“艺术”时，实际上从中国书法的审美价值方面来判定的。但中国书法的审美价值只是其多元文化价值的一个向度、一个方面，不能全面概括中国书法本质和特性。我们说中国书法是一种文化，这并不是在为中国书法下定义，只是表明一种文化学研究的角度，只是表述我们考察和研究的视界。

　　
一


　　关于文化结构，不同的文化学学者有不同的划分。在此，我们不妨借用冯天瑜等在《中华文化史》中提出的文化结构层次模式：即将文化结构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四个层面，以说明中国书法的文化性质。

　　（一）物态文化层

　　就“中国书法”来讲，各种字体、书体的汉字总是铸刻、书写在一定的物质材料上，不仅那些显示各种汉字的甲骨片、青铜器、竹简、木牍、缣帛、石头、纸张等都属于“器物”，是以物态化形式呈现出来的，而且这些物质材料、这些“器物”上的字迹，包括字迹的点画、结构、布局，也都在特定材料上显示出其各自不同的色彩、形状、质感等视觉内容。甲骨文字、青铜文字以及简牍、帛书、石刻文字、纸书文字等之所以给人以各不相同视觉效果，不仅在于字体、书体的不同，而且在于不同材料本身的质地、色调不同，使用了不同的工具，运用了不同书刻方式。正是“中国书法”具有物态文化的性质，人们不仅通过眼睛可以识读其文字，观览字体的点画、结构、布局，而且能感受到文字内容之外的物质材料本身的外观形式，另外，显示汉字的“器物”的工艺制作水平，如甲骨的选择加工，青铜器的铸造，简牍的选材与制作，丝织品与纸张的质量以及刻刀、毛笔、墨的制作水平使用等，直接影响到显示汉字的数量、质量、效果。同时，这些工具材料的使用本身也是一定时代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

　　（二）制度文化层

　　中国书法中蕴含着制度文化的内容：第一，在物化层面上，汉字得以显示的“器物”本身，和甲骨卜辞的刻制、钟鼎盘簋爵等青铜器的型制、大小及汉字的显示方式，宫廷诏册、官书简牍、纸书函札、宗教写经等幅式、格式，碑铭、墓志石材的品种、大小、厚薄及刻写字体的选择等，都不是随意的，无不体现出一定的政治、经济、宗教、家族、制度等方面的规范、准则；第二，各种字迹的文字更能明确具体地显示出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

　　（三）行为文化层

　　“中国书法”作为各种物态化“器物”，显示出制作者动态的行为过程：不论是工匠的修甲整骨、铸铜凿石、削竹刮木、造纸制笔，还是各种“文人“的刻写卜辞、拟写诏册、撰写碑铭、抄录经卷、修书问安、著书立说、赋诗填词等，都是在一定动机目的支配下体现出一定的礼俗、民俗、风俗的“行为”，器物的制作和文字显示的过程，都是动态的，但它们以显示文字的“器物”的静态形式凝聚下来。中国书法具有以静显示动的“行为文化”性质。

　　（四）心态文化层

　　“心态文化”是文化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心态文化涵盖各种社会心理、社会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是与“精神文化”含义大至相同的概念。心态文化借助于、附丽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和产品得以显示，同时又借助语言、文字符号给予揭示和描述。“中国书法”从本质上就是汉字的显示。全部“中国书法”的文字内容，就是一个以文字符号构筑的复杂多样的“意义的世界”。这个以语言符号构筑的“文化的世界”，记述和评价着“文物之邦”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实际历史进程的“摹本”。这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融合、再现与表现相统一的“文本”。被称为中国书法的卜辞刻录、宫廷典册、盟书律令、军檄契约、官方文牍、民间信札、抄经写卷、碑文墓铭、古籍文本、著作手稿、跋语题记、名家辞赋、村社公约、族谱家训、塔铭桥记、交易册簿、方术随录等等，无不真实地、具体地显示着一定时代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宗族的、道德的、风俗状况。中国书法的文化价值与功能主要体现在心态文化层，它是中国书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价值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