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政治和明代前中期江南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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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政治和明代前中期江南画坛

来源：作者：谈晟广发布时间：2008-01-01

元代中后期，文人基本抛却了夷夏观念。正如清赵翼指出：“元代不重儒术……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1]，可见知识分子对蒙古人统治正统的认同。


      元至正16年（1356），盐商出生的张士诚取平江路（今苏州），称周王，一直到至正27年（1367）年徐达、常遇春攻下苏州，地方小政权坚持了11年。张士诚“持重寡言，好士，筑景贤楼，士无贤不肖，多厌其心，亦往往趋焉”[2]。倪瓒《拙逸斋诗稿序》说：“高邮张氏乃来据吴，人心惶惶，日以困粹”[3]。但是张士诚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示了对士人的拉拢。明胡翰说：“元之始乱，张士诚据苏州，恐终不附，大结人心，引士类为己用。”[4]杨循吉《吴中故语》云：“胜国之末，太尉张士诚据有吴浙，僭王自立，颇似仁厚，有称于其下，开宾贤馆以礼羁寓，一时士人被难择地，视东南若归。”所以，倪瓒又改口了，说：“南省迢遥阻北京，张公开府任豪英。守臣视爵等侯伯，仆射亲民如父兄。”[5]洪武初年，就是连朱元璋不得不承认：“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6]可见十分懊恼，因此打击江南士绅毫不留情。他说：“胡元以宽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7]，杀起文人来毫不眨眼，“死徙遍天下”[8]，“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9]。


   武元年（1368）九月，朱元璋下《谕隐逸诏》：“朕惟天下之广，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然而怀才抱德之士多隐于岩穴……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启沃朕心，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贤辅我，以德济民者，尚不吾弃。故兹诏示，咸使闻知”[10]
   。开国不久就借修史之名，广征隐逸之士，正所谓“时编摩之士，皆山林布衣”[11]。不过这些人在洪武三年（1370）修完《元史》后，很多人都借故乞归了。朱元璋并不甘心，又在洪武三年“诏天下守令询举有学识笃行之士礼送京师”[12]。大多对农民起义起家的大明王朝表示藐视，和朱元璋采取了不太合作的态度，原因可谓复杂。


   朱元璋自己出生贫寒，他一上台就将地方的地主豪强大量外迁，纳其田为“官田”，他攻下苏州之后，就曾经下令将江南富民十四万户强制迁到其老家安徽临濠（所谓中都），其中就有元末在江南红极一时的大文人顾瑛，他于洪武3年客死他乡，年60。另外，尚有杨基（后由临濠谪居开封）、徐贲、余尧臣等人。其他文人，如华亭邵克颖谪居颖州，常熟周南老谪居云南等。朱元璋的这一行径引来众多士绅阶层的憎恨。


   据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曰：“元季，士君子不乐仕，而法网宽，田赋三十税一，故野处者，得以赀雄，而乐其志如此。”[13]。作为对这一地区的惩罚性手段，洪武元年所定的田赋额在太湖流域苏州、松江一带有高达每亩二三石者，“三吴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大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
   [14]，以至于到了“东家卖儿哭幽咽，西家鬻妻含泪别”[15]的凄凉境地。朱元璋的重赋措施，也是江南文人讨厌他的原因之一。

   还有，就是朱元璋对待江南地区极度不信任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朱元璋在位31年，苏州知府竟然换了30次，由此可见，而且这30人当中，据清朱彝尊考“洪武中，苏守三十人”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者就有14人[16]。尤其是洪武7年（1374）的魏观冤案，一下子刺痛了文人的心。当年，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旧居修建官府、疏浚运河的名义说魏观“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一下子杀了魏观、高启、王彝等众多文化名人，可谓骇人听闻。


   再有，元朝灭亡后的文人们却念故国之愁，不愿意与朱元璋合作，主要原因正是是朱元璋所特别忌讳的——所谓的王道正统。元遗民杨维桢的一番话说明了元代遗民不仕明朝的内心动机：“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汉承隋承汉也……道统者，政统之所在也……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17]朱元璋最大的痛处正是他叫化子出身，一朝得势，何以服人？而且，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对农民起义都没有好感，还是深入文人骨子里的正统思想。所以一方面朱元璋搜寻人才，另一方面许多文人不予配合，以维护儒家政治伦理。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正是这一点，触及了朱元璋的软肋，迫使他采取了一系列掩耳盗铃的措施。


   明初，如何治国，是摆在“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的朱元璋面前的重大难题，他要恢复在元朝末期已经荡然无存的封建纲纪，稳固他得之不易的王权统治，因此他迫不及待地要“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18]以“复先王之治”从而确立其朱氏政权的正统地位，通过尊崇传统的儒家封建纲以改变在元朝“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的状况，他说：“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19]因此他广征耆儒，令诸儒臣遍历群书，考订礼仪，务求“合于古而宜于今者”，经过一批人一段时间的努力，“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20]，朱元璋的政治复古“理想”得到实现。朱元璋的复古政策与其说是理想，倒不如说是他认识到了纲常礼制是维护君主政治等级秩序的制度保障。朱元璋打着“反元复宋”的口号建立了新王朝，政治上的复古政策使得他没有理由在文化上能够延续元人的痕迹，尽管这些元人已经成为大明的子民。一方面，朱元璋认识到“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21]，招纳儒士贤才，不遗余力。在明初采用荐举、学校、选举并用的方法：特别重视荐举，认为“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22]，派人“分行天下，访求贤才”[23]；开国后立即诏天下立学校，要“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24]，格外重视教化的作用，朱子学被定为一尊的地位，随着《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的修成和颁布，“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25]，士子文人无不折服，学风沦丧；明洪武3年（1370）开科取士，后来朱元璋认为举荐贤才的方法更直接，科举暂停了一段时间，直到洪武17年（1384）才恢复科举，可见他对举荐选才策略的钟爱程度。


   朱元璋在确立自己正统的同时，对那些有眼无“朱”的人便开始一一清算了。他陆续发动了“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受到诛杀的人达到十万之多，大部分则是无辜的文人阶层。朱元璋生性多疑，他卑贱的出身更是加重了他过度敏感。明初所谓“吴中四杰”，高启（1336－1374，字季迪，善楷书，行、草入妙）以为郡守魏观改建府治所作《上梁文》有“龙盘虎踞”之语犯朱元璋忌，被腰斩于南京；杨基（1326－1378，字孟载，工书画，画长墨竹，兼善山水）被馋夺官，被罚苦工，竟卒于工所；张羽（1323－1385，字来仪，善书画，山水师二米、高克恭）因事牵连逃岭南，召还，知不免，投江自杀；徐贲（1335－1393，字幼文，善山水，师董源），以征洮岷师过豫时，因犒劳不时，被逮下狱死。与“吴中四杰”交游的尚有其他六人，加起来号称“北郭十友”，如王彝、王行、唐肃、谢肃等人都没有好下场。《菽园杂记》卷2：“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文人刘崧在《告天鸟》诗中说：“劝尔勿多言，多言生间危。吻弊吭绝途尔为，天门九重深不知。”洪武七年，茹太素上疏：“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26]，由此可见一斑。洪武18年（1385），朱元璋颁行《大诰》，部分文字是专门针对盛产文人之地——苏州的，《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道：“呜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宇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27]文人连作隐士都没有资格了，想逃离现实也不行。朱元璋对南方士人的猜忌一直到晚年也没有改变，洪武26年，他下诏：“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住户部”[28]，原因正如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所分析：“即如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以其地赋税多，恐飞洒为奸也。”赵翼分析朱元璋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所以导致“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29]，颇为中的。如此这般，还有哪个文人愿意去做官呢？


   朱元璋的暴虐在他的孙子建文帝那里得到了修正，他主张“大小之狱，务从宽减”[30]，获得江南士绅的好评，然而只维持了短暂的四年，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推翻了他的皇帝侄子朱允炆，文人们更加看不起朱家的这番打打杀杀。成祖朱棣对待江南士绅的严厉政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朱棣在吴地借剪除建文党羽之名，徙浙江、南直隶富民一万四千三百户实京师，当是时，“苏人以富庶被谪发者，盖数倍于他郡”[31]，“一时豪民，翦除殆尽”[32]。后来，朱棣发明了更加严酷的针对文人的政策——“瓜蔓抄”，顾名思义即一人犯案，顺藤摸瓜，稍有关系的人一并处置。从此，人人自危，即使到京做官，也是时刻做好准备：“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33]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全身”、“自适”已经成为当时文人的主流心态，主要原因还在于对仰人鼻息生活的一种厌恶，那番战战兢兢，远不如离世避祸来得舒适。


   朱元璋在位31年，加上建文4年和永乐21年，55年的时间里，一度十分兴盛的吴中文学、艺术到了明初，文人的活动受到钳制，作者凋零，只留下一片痛苦的呻吟。所以如今明初存世的绘画作品远远不及元代，主要是明初文人没有闲心作画。


   “国初诏天下画师至京，图历代功臣”[34]，洪武期间，还是有不少江南的画家被诏到南京的。而且，朱元璋在选择画家的时候，并没有在意是什么画风，只要画家肯合作。不过在皇帝身边供事，要十分小心，倘若无意“不称旨”，便是杀身之祸。如周位，字玄素，太仓人，善画，被朱元璋诏到京城南京，“掖庭壁上山水多出其手”。据《明画录》卷2记载，有一天太祖命画天下江山图于便殿壁，周位使用小聪明，顿首说：“臣粗能绘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谙，陛下东征西伐，熟知险易，请陛下规模大势，臣从中润色之。”朱元璋就拿起笔左右挥洒，周位将画完成，并且向朱元璋道贺说：“陛下江山已定，臣无所措手艺。”朱元璋听了十分得意，“笑而颔之”。如此小心翼翼的做人，讨好皇帝，周位还是免不了被杀，最后“死于谗”。再如赵原（字善长，号丹林，山东莒城人，迁居苏州）画师董源，身为画工，尝长期混迹于顾瑛的玉山草堂，倪瓒称赞他“非王蒙所梦见也，四海名公宜宝之”，他被朱元璋诏到京城，应对不称旨，被赐死；嘉兴盛懋的侄子盛著（字叔彰），被诏至内府供事，因不称旨而被斩首示众；苏州“北郭十友”之一唐肃（字处敬，号丹崖，山阴人），善画山水，洪武中被诏供奉翰林文字，最后谪佃濠梁而卒，等等。朱元璋诏这些画师，除了让他们图历代功臣、装饰殿壁之外，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他所发动的全面的“复宋运动”，在此影响之下，宫廷画坛兴起了南宋画风。文人士大夫战战兢兢的苟活于人世，一切惟皇帝是命，养成奴性心理，艺术上少有创造便是自然的了。到了明永乐、宣德时期（1403－1435），画坛主流已经是宫廷绘画了。而宫廷绘画里，由于皇帝的复宋思想，画家们便不得不处处揣摩皇帝的心思，于是南宋宫廷画风（以师承李唐、马远、夏圭为主）便逐渐成为主流。明代宫廷画家籍贯以浙江、福建为最多，主要是因为浙、闽二地是南宋遗民的后裔留存最多的地方。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谢环（字廷循，浙江永嘉人）、沈遇（字公济，吴县人）、李在（字以政，福建莆田人）、倪端（字仲正）、商喜（字惟吉）等人，其中以永乐晚期被征召入京的戴进于后世影响最大（戴进后来受到排挤，自宫廷放归）。由于戴进来自浙江钱唐（今杭州），其影响一派称作“浙派”，其中的著名画家有夏芷（字廷芳，钱唐人）、吴伟（字士英，一字鲁天，更字次翁，号小仙，湖北江夏人）、蒋嵩（字三松，江宁人）等，“浙派”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弘治、正德期间（1488－1521）。宫廷画风发展到戴进，盛极一时，由于“浙派”主流画风的存在，元代以来备受文人尊崇的董源、巨然画风暂时消沉了，直到明中期政治逐渐宽松以后苏州沈周的出现。不过，从现存文人的诗文史料来看，鲜有关于宫廷画家的诗文唱和，可见宫廷画家作品影响的只局限在京城皇帝老儿那里。


   由元入明的王蒙、徐贲、杨基、王绂、谢缙、陈汝言（字惟允）、王行（字止仲）等文人的画名皆甚著，都被朱元璋诏引，不过不是让他们“图历代功臣”，而是给官做，却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只有倪瓒“明初被诏，固辞不起”，朱元璋倒是没有怎么为难他，于洪武7年（1374）病死在江阴，幸亏他死得早，逃开了洪武中期颁布的“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之规定。


   明初，政治的打击并没有打乱太湖文人的艺术倾向，各有所好，互不干扰。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为人所知、不受明廷重视的小文人来说，他们仍然在延续着以前的生活方式并且代代相传。“明四家”之首沈周的家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沈周的曾祖父沈良（1340－1409，字良琛，别名帛琢，号兰坡）据记载和元代大画家王蒙有过交游，王蒙曾经踏月夜访沈良。沈周的祖父名澄（1375－1462，字孟渊，号介轩、絸庵），工诗善画。文徵明在《相城沈氏保堂记》中说：“沈氏自絸庵征君以硕儒肇厥家，二子起而继之，曰陶庵、曰同斋，媲声丽迹，郁为时英，至于今而石田先生，遂以布衣之杰隆望当代。”[35]沈周的好友吴宽《隆池阡表》：“沈氏自征士（沈澄）以高节自恃，不乐仕进，子孙以为家法。”[36]可见沈澄对家族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沈周，因为沈澄死的时候沈周已经35岁了。沈澄生子二，沈贞（字贞吉，号陶庵）、沈恒（，字恒吉，号同斋），皆有画名，《明画录》曰“二沈并列神品”，并说沈恒“画山水师杜琼，劲骨老思溢出，绝类黄鹤山樵一派”，二沈至今尚有画作存世。沈恒生沈周和沈召（字翊南）、沈豳，沈周的画明自无需多说，沈召“画山水也有法”，惜“秀粹而早夭”[37]。


   江南的这些士绅阶层，家资颇厚，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磨光阴，便都花在文人的雅好上了。明代初期，江南的文脉基本上靠这些家族在延续。虽然当时以戴进为首的浙派画名盛著，但是在文人那里却看不上眼。吴宽的一番话就能说明：“然文进之能止于画尔。若夫吮墨之余，缀以短句，随物赋形，各极其趣，则石翁（沈周）当独步于今日也。”文人还是强调画外的文化内涵，元末明初大文人杨维桢说“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38]，后来明代文人姜绍书说“夫雅、颂为无形之画，丹青为不语之诗”[39]，在编辑明代画史的时候干脆把书名叫做《无声诗史》了。而元代画家诗画结合的写意境界便成了明代文人的不二法门。“元季画学大变，尽去板结之习，归于流畅。明初诸公，亲从事于黄、王、倪、吴间，得其宗传”，徐沁《明画录》序中的一段文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明初诸公”，就是像：陈继，是苏州一带许多文人的老师；沈氏家族；沈遇，字公济，号臞樵，沈恒尝师之；刘珏，字廷美，号完庵，山水“几升于巨然之堂，入仲圭之室矣”；杜琼，字用嘉，号东原、鹿冠老人，好画，“效南唐董北苑、元王叔明”；陈，字季昭，号云樵，“成化间以画名者六十年”，所交惟杜琼一人；谢缙，字孔昭，号叠山，“画山水师王蒙、赵原”，千岩万壑，愈出愈奇；赵同鲁，字与哲，承家学，“沈周尝师之，每见周仿云林，辄谓落笔太过”……[40]这些“明初诸公”，虽然作品流传甚少，但是他们的存在和对“元四家”画风的延续为后来的沈周、文徵明开创吴门画派，奠定了坚实的技法基础，文人画技法，至沈周、文徵明，可谓极矣。


   沈周体现了他所处时代吴门文人地位的转承性特征。明初，江南文人遭受重创，但是明成祖之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到了明宪宗、明孝宗之间，已经呈现出一片文人昌盛的局面。明陆粲说：“吴中昔以文学擅天下，盖不独名卿材士大夫之述作炫赫流著，而布衣韦带之徒，笃学修词者，亦累世未尝乏绝。其在本朝宪、孝之间，世运熙洽，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尤称多士。”[41]沈周交游圈子中，很多人在京做了官，最著名的就是吴宽和王鏊。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成化八年（1472）以礼部会试第一廷试第一入仕途，官至吏部尚书，是沈周的亲密好友。沈周现存画作中有不少就是当时送给吴宽的，最著名的就是《东庄图册》。沈周在《吴文定公送行图卷》中题“赠君耻无紫玉玦，赠君更无黄金棰；为君十日画一山，为君十日画一水；欲持灵秀拟君才，坐觉江山为之鄙”这样的句子，可见感情至深。吴宽比沈周小8岁，却先沈周而卒，沈周十分悲痛，以致吴宽死后四年沈周还经常惦念亡友，不觉“清泪潜潜坐到明”。王鏊（1450－1524），字济之，成化十一年（1475）礼部会试第一、廷试第三，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虽然王鏊比沈周小20多岁，但是二人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沈周去世后，《石田先生墓志铭》即为王鏊所撰。由于，吴、王二人在京城为官，他们在京城对沈周的宣传可谓倾力，以致沈周从未出仕，在京城也广为人知，朝中许多重臣都与沈周相交。如大学士李东阳、大学士杨一清、吏部尚书太子太保王恕等人。


   明初，通过“南北榜”事件，就可以知道朱元璋对江南士人的钳制。洪武30年（1397）2月礼部会试，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主考官录取了52人，居然全部是南方人，北方士人全部落举，引起北方士人的不满。朱元璋震怒，亲自阅卷，取61人，结果居然全部为北方人[42]。明成祖以后，又采取过南北分卷的形式以确保北方士人有一定数量能够入举[43]，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影响到江南文人在科举上所取得的成功。在苏州，尤其是吴宽、王鏊等人一出，吴门文风重振，以京城和苏州二地为中心，形成庞大的吴中文人集团。《明史》卷287《文徵明传》说：“吴中自吴宽、王鏊以文章领袖馆阁，一时名士沈周、祝允明辈与并驱驰，文风极盛。徵明及蔡羽、黄省曾、袁袠、皇甫冲兄弟稍后出。而征明主风雅数十年，与之游者，王宠、陆师道、陈道复、王榖祥、彭年、周天球、钱榖之属，亦皆以词翰名于世。”由此可见吴、王二人在吴地的先声作用。据统计，明代江南有3800余位进士，文献载明任职情形的至少有3400余位，占总数的90％；在京城做官的有1600余位，占48％，在地方任官的近1800人，占52％；其中位至宰辅、六部长贰、台谏高官的京中大老占23％，位至督抚、布按二司及其主要僚属的地方中高级官员占30％；执掌朝政的大学士，由江南进士出任者多达31人，在明朝政坛中有着重要意义的六部尚书，江南进士出身者达100多人，江南进士任职台谏者多达400余人[44]。沈周以后，吴门真正不求功名的隐士便不存在了（直到明清异祚，出现了一个徐枋），文人都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所以才会出现文徵明十次参加乡试不举和唐寅在礼部会试中求取功名心切而涉嫌舞弊案被废为吏的情况。和文、唐交游的文人祝允明、徐桢卿、都穆都曾为了一纸功名而埋头苦读，这也可以分析为江南士风的一种转变。这些文人，得官做了，便做官，科举落第了，便游戏绘事，落第的由做官的来赏识、推介，互相游唱、吹捧，好一番繁荣景象，发展到文徵明，“吴门”画派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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